“他是那种典型的从小就生长在北京、骨子里爱北京的人。”这是同来的摄影记者在采访完彭世强走出他家后的一个情不自禁的评价。的确，63岁的彭世强像多数北京人一样喜欢聊天，容易快乐，谈话的时候话题总是离不开北京。

　　一门心思画北京

　　彭世强说：“我是在北京四合院长大的，对四合院内幽静的生活有极深的情感。小时候，早晨走出四合院去上学，放学后又与同学们在四合院中写作业。院子里干净、平和而温馨、恬淡而愉快。院中的几棵枣树、海棠树时常引来小鸟叽叽喳喳地叫，静中之动时常催生我青少年时期的创作中动，在我上中央美术学院附中的时候，就常常对着胡同、院落中的一角画上几笔，或者将屋门、院门当作速写对象。上世纪60年代末，北京大兴土木，我恐怕失去对老北京的记忆，就自觉不自觉地用油画、水粉画的形式描绘了城门、城楼四合院和胡同，总想把这些建筑形象留住。很庆幸我及时画到了当时安定门、前门外商铺、故宫角楼、颐和园内邀月门、圆明园的大水法遗址。安定门城楼什么样，我的早期作品有极其写实的描绘。”

　　最近，彭世强参加了为迎接奥运会而开展的“画北京”活动，这一次他画的是红螺寺。“画了这么多年的北京，当我拿起画笔的时候还是会兴奋。我画大雄宝殿，到那里一看，殿旁的两棵银杏树耶么饱满，四处都是那么的生机勃勃。”其实，饱满的不仅是银杏树，也是彭世强饱满的创作情绪；不是饱满的银杏树让彭世强的情绪变得饱满，而是他有着一双发现生机的眼睛。几十年了，彭世强就是用这双眼睛在发现着北京的美。

　　在彭世强的家中，层层叠叠地堆满了他这些年有关北京的画作，画案上摆放着不同时期的画册。长城、名人故居、胡同、庙宇，京昧从每一幅作品里流出来，墨香四溢。

　　“虽然我从1976年开始就在北京近郊的四处寻找能让我找到灵感的地点，但是直到1992年我才开始下决心一门心思画北京。”彭世强回忆说：“1992年，找考察完黄河回到北京，感觉北京的那些文化人并不是在踏踏实实地搞艺术，让人感觉很浮躁我没办法融合到这个氛围当中，那段时间非常苦闷。”

　　苦闷中的彭世强妄想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创作道路，“有一天我看电视剧《姿三四郎》，姿三四郎的师父说。悟性就在脚下。这句话就好像一盆冷水泼醒了我，让我顿晤了。是啊，路就在脚下。我从小就生活在四合院里，长在胡同中，我还找什么画境，寻什么灵感啊，我就画北京了。”从那一刻起，彭世强决定不再游走四方，这辈子就画北京了。

　　我找到了爨底下

　　给自己定下了这个创作志向之后，画画给了彭世强另外一个惊喜。“我那会儿喜欢去门头沟的山村里写生，有一次我无意中来到爨底下，看见那里保存着完好的明清建筑群，心里特别激动。当你辗转来到一个小村子时已经很疲惫了，但是豁然发现一群你前所未见的宝贝建筑，那种心情是很难形容的。”但是没过多久彭世强的心情又降到了低谷：“当时，当地的居民告诉我，这些房子激将被拆，因为这里要修水库。我急得赶紧找村长，跟他说不要拆，你们村是明清时期的建筑群，完整地保留至今，有价值！”

　　经过几番努力，村子总算保留下来啊，“为了画川底下我前后51次进入这个村落，不但画画，也跟村民们讲他们这个村子的存在价值。之前他们一点也不清楚，他们一直住在古董里。有些房屋已经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我看着心疼，就挨门挨户地告诉他们，一定要好好保护这些建筑，怎么做才能保护好这些建筑，这些建筑是大家的宝贝。”彭世强说。

　　画好画，彭世强又自掏腰包出了一万多块钱印了3000本爨底下村的画册，送到村里让当地村民宣传用。“村民们拿到画册都不明白我要做什么，我这个跑前跑后的人要干嘛呢，觉得我这个人肯定有什么企图，真是令人哭笑不得，再后来我又在村里搞起了展览，展览的作品全是画爨底下村的。”

　　就在他的画展进行期间，在北京参加国际会议的一批专门想看四合院的外国友人来到川底下村，他们为古老的四合院感叹之余又发现了彭世强的画，惊讶地问，这是现代还是当代的画家画的？陪同的人员说：“就是老彭啊，正在屋里睡觉呢。”

　　“现在，爨底下村已经成为全国12个文物村之一，也是北京唯一的文物村，名气在外的爨底下村吸引了很多人去看，村民的腰包也都鼓起来了，现在我成了最受爨底下村村民欢迎的文化人。”彭世强笑着说。

　　组个画队画北京

　　彭世强笔下的北京当然并不限于京郊的小山村，他还画更多他认为能代表北京的景物，比如名人故居、胡同、皇家园林，鲁迅、郭沫若、齐白石、茅盾……他甚至能把同一个名人不同时期的住地一一数来，景物、风骨、情怀，门楼、门墩、古槐、海棠“我总是试图通过画面让人记住北京的历史，让人感觉到北京曾经的幽静典雅。曾经是一座新门楼、一棵小槐树，经过不知多少春秋才使它们成长为眼前这么一幅耐人寻味的、被时间沁润的历史画面。如果我把这些都完成了，对北京的历史记录也是个贡献。”他说。

　　“现在，我总是琢磨着要建立一个年轻人的队伍来画北京。2002年的时候，我在平谷发现一个年轻画家也在画北京，我特别高兴，于是想尽办法支持他，帮他出画册。这个年轻人也启发了我，有一种使命感，我想在写生考察中逐渐形成一支画北京、画家乡的队伍，让爱北京的人们一起来画北京。”

《竞报》 2006年初秋专访

文：本报记者 刘淑清